作者完成此文＂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社会成本结构与观念＂的时间是六月底至七月初。鉴于与《二十一世纪》的相关协议，该杂志网站发布优先。现在，本公众号获得《二十一世纪》和作者本人授权，发表此文。虽然，两个月过去，尽管此次全球性新冠疫情有了更大规模漫延和演变，但是，作者在此文中所提出和阐述的问题，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特推荐给继续关注新冠病毒和其他病毒对人类影响的读者们。
一一 编者 2020.8.26
图片来源于《二十一世纪》杂志
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社会成本观念和结构
在经济思维主要是以市场为准的领域里，就将神圣性从生活中抽离， 因为标了价码的东西就没有甚么神圣性了。—— 舒马赫（E. F. Schumacher）：《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2020 年6 月29 日，不仅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的标志性日子，也将是人类疫情历史的重要日子：据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发布的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6 月29 日6 时左右，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 万，达到10,070,339 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0 万例，达到500,306 例。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幸免。这一天距离2020 年1 月12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2019-nCoV”（新型冠状病毒），不足170 天【1】。如果以4 月3 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100 万例作为参照系，到6 月28 日突破1,000 万，仅用时不到三个月。其间，从确诊600 万到700 万再到800 万例，均只耗时八天；而从900 万到1,000 万例，仅用时六天。世界卫生专家认为，现在是最初疫情爆发之延续，仍处于第一波。但是，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已经开始谈论疫情第二波浪潮。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带来了对人类健康与生命的伤害，而且打破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体系的平衡，从而改变人们工作、就业、生活，甚至思想模式。本文所探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社会成本观念和结构，进而提出具有长程意义的若干思考。
一 病毒：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微观基础
传统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后者被定义为以单个生产者、消费者和单一市场的经济行为作为对象的经济学学科。微观经济学的「微观」与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微观」没有任何关联性。
2020 年新年不久，全球民众的生活节奏被来自微观世界的新冠病毒按下暂停键，并有效地搅动和改变了宏观世界。现在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认知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微观基础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需要突破社会科学的微观思维，不是将微观作为观察世界的抽象概念，而是作为洞察和度量真实世界的出发点。
依据现代物理学，微观世界一般所指的是用纳米衡量的物质系统，其线度小于10-9 米。在微观世界中，其基本粒子包括原子、电子、原子核、质子、中子和夸克。病毒无疑属于微观世界。例如乙型肝炎病毒直径42 纳米，噬菌体病毒68 纳米，甲型流感病毒80 纳米，SARS 病毒90 纳米，新冠病毒90 纳米。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直接观察和认识，需要通过电子显微镜和扫描显微镜。电子显微镜的分辨极限远超光学显微镜，最大可以实现300 万倍的放大倍率， 可以分辨病毒、线粒体、DNA 等微小物体，并具有图像采集、数据处理和数据储存等功能。扫描显微镜的发明，推动形成了以0.1 纳米至100 纳米尺度为研究对象的纳米科技学科的诞生。
病毒主要存在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和细菌之中。寄生在植物体细胞中的是植物病毒，寄生在动物细胞中的是动物病毒，寄生在细菌中的是细菌病毒（即噬菌体）。病毒与动植物的主要区别是：（1）结构不同。动植物有细胞膜、核膜，病毒没有类似结构；动植物有各种细胞器，病毒没有，病毒衣壳里只有遗传物质。（2）成份不同。动植物含有核酸、蛋白、脂类、水分、碳水化合物、无机盐等很多类型的成份，病毒只含有核酸、蛋白质、脂类和糖。（3）复制方式不同。动植物自身有酶系统进行DNA 复制和细胞分裂，病毒则需要借助宿主的酶和翻译体系进行复制和增殖。（4）能量代谢不同。动植物有能量代谢系统，在线粒体中生成ATP（腺嘌呤核苷三磷酸），病毒没有自己的能量代谢。
对于病毒世界，人类长期认知不足。病毒是一种非细胞生命形态，它由一个核酸长链和蛋白质外壳构成，没有自己的代谢机构，也没有酶系统。病毒依所含核酸种类不同可分为DNA 病毒（脱氧核苷酸病毒）和RNA 病毒（核糖核酸病毒）【2】。
在地球上，病毒是数量最大的生命实体。首先，病毒有多少类型？假设已知的62,305 种脊椎动物每种携带58 种病毒，那么未知病毒的数量将上升至3,613,690 种，为流行病学家穆尔斯（Stephen Morse）所估计数量（100 万种）的三倍还多。如果考虑脊椎动物、无脊椎动物、植物、苔藓、蘑菇和褐藻等目前已知的大约174 万个物种，病毒种类会上升至1 亿以上，这个数量中还不包括细菌、古生菌和其他单细胞生物中的病毒。如果再考虑到有1031 种病毒粒子（主要是噬菌体）存在于海洋中，其数量还会大幅度提高。其次，病毒的数 量有多少？科学家通过检测病毒DNA 的方法推断，地球上病毒的总数大约为1031个。这个数量大约是整个宇宙恒星总数的一千万倍。如果把每个病毒一个一个地连接起来，那么产生的病毒链条将跨过月球、跨过太阳、跨过比邻 星、跨过银河系边缘、跨过仙女座星系，一直延伸到2 亿光年之外。如果加上RNA 病毒（流感病毒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那么地球上病毒的总数，可能是 1031 加上1031，产生的病毒链条将长达4亿光年【3】。不仅如此，病毒是无所不在的，可以伴随地球上的每一个生态系统并入侵每一种生物体。病毒可以穿 越地球各大洲，每天有数万亿的病毒会从天而降，地球上每一平方米就有多达8 亿个病毒。
关于病毒的历史，科学家的推断是与地球生命几乎同步。有可能在四十亿年前地球上演化出第一个细胞的时候，病毒就同时存在。病毒并不会形成化石，也不存在任何参照物可以估算病毒出现的时间。病毒存在三类起源学说： 原始生物后裔说、退化说，以及病毒和细胞共同进化说。不论哪种起源说， 地球初始期的生命分化，最终朝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从细胞进化到生命有机体；另一个方向是病毒，保持简单构造，利用宿主细胞中的物质和能量，按照本身核酸所包含的遗传信息，复制、转录和转译，产生和它一样的新一代病毒。
美国生物学家魏泰克（Robert H. Whittaker）提出生物五界系统学说，分别是：原核生物界（Monera）、原生生物界（Protista）、植物界（Plantae）、真菌界（Fungi）和动物界（Animalia）。五界系统按复杂性增加的三个层次排列生命：原核单细胞（原核生物界）；真核单细胞（原生生物界）；真核多细胞（植物界、真菌界和动物界）。病毒属于寄生生活的介于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之间的有机物种，既不是生物亦不是非生物，目前不把它归于五界之中。但是，没有病毒，就不可能构成微生物系统，而没有微生物系统，就不存在魏泰克所提出的生物五界。病毒的特定化学构成（核酸、蛋白质、脂类和糖）决定其功能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人类依存于生物五界系统，而支持生物五界系统的微观基础是微生物，是病毒。病毒的演变、其与生物界和与人类的关系，最终成为了人类生命群体的前提性条件，其地位绝对不亚于空气、水、阳光和土地。
在人类形成与进化的过程中，病毒所具有的终极性微观地位已经形成。假设人类生存于一个不存在病毒的地球，那只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偏见。因为地球自有生命现象开始，就有了病毒。借用「嵌入理论」的说法，可以说是人类后来「嵌入」到了已经存在病毒和微生物，甚至生物五界的系统。所以， 病毒系统已经构成了现实经济的真实微观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对病毒的整体认知，就不可以理解未来人类生存环境的演变。
二 病毒影响人类经济生活的基本模式
事实上，人类身体本身也寄存着巨量的病毒。一个普通的健康人体内就含有约3×1012 个病毒，如果将全世界所有人身上的病毒聚集到一起，可以填满大约十个原油桶（一桶大约159 升）。如果一个人得了流感，呼吸道里每一个被感染的细胞会产生大约1 万个新的流感病毒。几天下来，身体里产生的流感病毒数量将高达100 万亿。这个数量是地球上所有人类总和的一万倍以上 【4】。
病毒一旦离开了宿主细胞，就变成了没有任何生命活动、也不能独立自我繁殖的化学物质。所以，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主要是以植物、动物和细菌作为媒介的。引发传染病的病原体种类很多，包括细菌、病毒、立克次氏体、寄生虫、真菌等多种微生物，也包括微生物重组体（杂交体或突变体）。就植物病毒病而言，在伤害植物系统本身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植物传染给人类。至今，人类的免疫系统对从植物传染给人类的耐药疾病毫无准备。至于动物病毒，则寄生在人体和动物体内，引起人和动物的疾病。动物病毒的复制和噬菌体复制的过程相似，包括吸附、注入、复制、装配、释放五个基本阶段，只是有些细节不同。
对人类致命的病毒更多首先出现在动物身上，在发生变异后传染给人类。当代人经历过的与动物病毒有关的疫情包括：（1）禽流感（AIV），由甲型流感病毒所导致，病毒寄生于鸡、绿头鸭等野生鸟类，H7N9 型禽流感就是一种新型禽流感。（2）口蹄疫（FMD），病毒存活于牛、羊、猪等偶蹄动物，引发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易感染动物如黄牛、水牛、猪、骆驼、羊、鹿等。（3）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该病毒的主要宿主是人类驯养的单峰骆驼。（4）沙门氏菌病（salmonellosis），沙门氏菌是食源性病菌，属于人与家畜共患的感染性疾病。（5）甲型H1N1 流感（又称猪流感[swine influenza, SI]），属于正黏病毒科（orthomyxoviridae），甲型流感病毒属（influenza virus A）。（6）马秋波病毒感染（Machupo virus infection，又称玻利维亚出血热[BHF]），该病毒由老鼠携带。（7）猴B 病毒（monkey B virus，又称猴疱疹病毒1 型 [Cercopithecine herpesvirus 1]），亚洲地区的猕猴是这种病毒的天然宿主，为人畜共通传染病。（8）尼帕病毒感染（Nipah virus infection），这种人兽共患的病毒病的宿主是马来大狐蝠，导致成千上万头猪死亡，并传染给人。除了猪以外，狗、猫、羊和马都可能是尼帕病毒的宿体。（9）西尼罗河病毒感染（West Nile virus inflection），病毒宿主包括鸟、马、猫、臭鼬、灰鼠、家兔，最终传染给人。（10）拉沙热（Lassa fever），病毒宿主主要是家鼠、田鼠、蝙蝠。（11）狂犬病（rabies），通过狗和其他动物传播给人的一种致命传染病。（12）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SARS，又称「非典」、「沙士」），其冠状病毒存活在大量不同种类的蝙蝠身上。
作为病毒的动物宿主，几乎包括了从飞禽、走兽、家畜到水产品，从鹦鹉、蝙蝠、其他鸟类，到猪马牛羊、家庭宠物、鱼类，其中还有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体内含有大量上百万年积累下来的病毒，人类则几乎没有接触过， 因而是更大的威胁。病毒在自然界、动物和人类之间，存在着相当稳定的传播关系（图1）：
数据源：笔者绘制进一步分析，病毒不仅数量绝对的大，而且无所不在。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分为「垂直传播」与「水平传播」。所谓「垂直传播」，是指母体内存在的病毒经胎盘或产道由亲代传给子代的方式导致感染； 至于「水平传播」，则是指病毒在人群不同个体间的传播。其中，后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几乎不可分割，基本传播模式包括：（1）「人传人」模式。主要是直接接触传播和空气传播，以及通过空气中说话和喷嚏的飞沫传播。SARS 病毒传播方式为飞沫传播或接触患者呼吸道分泌物；甲型、戊型肝炎主要通过饮食传染。（2）「物传人」模式。人在与沾染了病毒的物品接触后导致感染病毒。日常频繁触摸的公共场所门把手、电梯按钮及相关设施等，都是常见的病毒寄生处。（3）中央空调传播。（4）污水管和排泄器皿模式，包括气溶胶传播。（5）通过大面积暴露和有损伤的皮肤传播。简言之，病毒对人类传播是无所不在和无时不在的，藏匿在人们感官阈值之下，人们因为安全和危险的界限模糊不清而感到不安。最近，遍及世界各地的家禽养殖场和养猪厂，甚至全球最大薯片工厂都有可能发生疫情，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已经深入到现代社会的厨房和餐桌，即人们日常生活的深层结构。
三、病毒外溢效应和历史转型
通过古DNA 研究、动物考古学、生物地理学的综合性研究，各种动物被实际驯化的时间、地点信息逐渐明晰，科学界发现，在很多动物被驯化之前，许多超级病菌在远古时期已经存在于自然界的野生动物身上。例如，结核病的结核分枝杆菌已经有近七万年的历史。人类祖先以狩猎采集为生，茹毛饮血，很可能都是超级病菌携带者。在旧石器时代，人口聚集规模与扩散空间有限，尚不存在为病菌的超级演化提供温床的家养动物，也不具备因定居而带来的水与土壤交叉传染的因素。但是，病毒已经融入和改变人类生命及其活动。近年，科学界从处于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交的、从俄罗斯到瑞士等国的多个遗址，筛选出从狩猎采集者到最早的农民中近三千具遗骸， 从中提取出八种最早的沙门氏菌【5】。此外，从秘鲁印第安人的干尸上提取到的肺结核菌DNA，与野生动物中广泛传播的病原体（牛科动物分枝杆菌），同样具有较高的相似性。
从距今1至1.2 万年前开始，古人类结束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生活，踏上畜牧业道路、开启农牧业社会，野生动物不断被人类驯化，不但改变了人类在生物链上的位置，同时也逐渐影响了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流行性病菌随之在家养动物中产生，并在人类与驯养动物之间不断地交叉感染，为超级病菌的出现埋下伏笔【6】。
当人类进入农业社会，驯化动物，改良植物，人口增长，加上陆上和海上贸易的兴起，进而形成不断增加的人口稠密化地区。因为农业革命，人类建立了新的生态系统，为病菌演化和强烈影响人类生活提供前所未有的环境。其中，伴随动物驯化时间的增长，人类与家畜之间的共有传染病也随之增多，并出现具杀伤力和扩散能力极强的超级病菌。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几次全球瘟疫事件中，那些能够改变人类历史的超级病菌，绝大多数竟源自家畜、宠物和与人类有着近距离关系的动物。
随着分子遗传学、古病理学、流行病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增多，分子生物学开辟了人类疾病史研究新途径。生物学家根据不断增多的证据发现，在很多致病病菌的分支系统中，存在与一些家畜病菌的亲缘关系；或者说，在分子遗传学上具有相似性。所以，那些被祖先驯化的动物很可能就是超级病菌的始作俑者【7】。尽管如此，究竟病菌和家养及驯化动物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还有待于更多的证据和检验。但是，病菌的演化和传播，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人类生态和社会结构，确是历史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瘟疫的人类历史不是完全的历史，甚至是严重缺失的历史。
十一到十三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十三到十五世纪的蒙古帝国崛起，分别从西到东，再从东到西，彻底打通了欧亚大陆。之后新大陆出现，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环球航海，国际贸易网络建立，最终形成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从1347 至1353 年，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瘟疫导致死亡人口达到2,500 万人，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造成这场瘟疫的是以鼠类和蚤类作为宿主的鼠疫杆菌。黑死病发源于威尼斯，此地是全球航海和贸易的重要枢纽。十八世纪后期的欧洲，天花的流行导致1.5 亿人口死亡，加剧天花流行的社会因素为战争带来的人口流动。自十九世纪之后的二百余年间，不论发生在世界任何地方、因任何病毒所导致的疫情，很快开始不同程度的国际蔓延。所谓的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源于后来被命名为“H1N1”的流感病毒。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为17 亿人左右，此次流感导致10 亿人感染，约4,000 万人死亡，死亡人数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和平民死亡之和。此次大流感爆发于美国，透过战争形成世界性感染，无数青年死于非命，严重影响青壮年补充到军队，间接导致一战于1918 年底提前结束。二十世纪后期最典型的疾病是艾滋病（AIDS），造成该病的是一种能攻击和毁灭人体免疫系统的HIV 病毒。1981 年，首次病例发生在中美洲。1982 年，这种疾病被命名为「艾滋病」，不久迅速蔓延到各大洲。
进入二十一世纪，病毒对人类的影响从初始阶段就是国际性的和全球化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病毒开始展现对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爆发频率和力度。在病毒攻击面前，现代化的人类社会之脆弱性是被低估的，承受力是被高估的。二十一世纪开始不久的SARS 所造成的流行病，是一种人类从未听说过的病毒，该病于2002 年在中国广东顺德首发，随后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球。更值得注意的是，原本人们以为某些以动物为宿主的病毒对人类没有直接伤害，后来为科学证明是不正确的。例如，非洲猪瘟（ASF）是在家猪、野猪中爆发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长期以来，官方机构宣称非洲猪瘟不是「人畜共患病」，不传染人，对人体健康和食品安全不产生直接影响；也不太可能出现变异和传染人的情况。但是，最近《美国科学院院报》（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论文，提出新型猪流感病毒的基因型G4 EA H1N1（简称G4），与此前的猪流感病毒存在较大差异，所以，人类对G4 不具备与对其他猪流感病毒一样的免疫能力 【8】。
以下提供了二十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一世纪前二十年全球八种疫情从爆发到全球大流行的周期比较（表1）：
数据源：笔者绘制
如果比较全球性病毒爆发的时间分布，不难发现全球性病毒疫情的爆发频率出现加快趋势：工业革命之前数个世纪以百年为频率幅度，进入工业社会之后是几十年为频率幅度，如今已经发展到三年甚至同年就有新病毒导致疫情的情况。不仅如此，病毒所产生的影响很快遍布全球。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传播，将人类整体性感染的情况推向极致（图2）：
数据源：笔者绘制
四、新冠病毒的特征和社会成本分析
流行病病原体怪异而难以捉摸，这一观点是流行病学研究的核心。在人类过去上千年的历史中，虽然地球上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病毒，人们不断地遭受到源于病毒的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但是只有极少数病毒曾经引发过流行病大爆发。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人类还是幸运的。但是，这样的幸运是否会因为此次新冠病毒而结束？
人类发现冠状病毒可以追溯到1937 年首次将病毒从鸡身上分离出来。冠状病毒是一个大型病毒家族。在此次冠状病毒之前，已知包括SARS-CoV、MERS-CoV 在内的六种。冠状病毒仅感染脊椎动物，如人、鼠、猪、猫、犬、鸡、牛、禽类【9】。虽然人们对于新冠病毒认识不过六个月的时间，但已经不得不承认它集中显现了如下特征：（1）溯源极端困难。从新冠肺炎疫情开始，WHO 和相关国家政府就追寻病毒源头和动物宿主，但是至今没有定论。不仅如此，将新冠肺炎正式命名为“COVID-19”，其中的「19」是指发现该冠状病毒的2019 年。选择这一名称，就是为了避免将此病毒与地域、动物或个人关联，消除歧视，避免被政治化。（2）新冠病毒是变异性极强的RNA 病毒，可以实现超级变异。（3）潜伏期长。从观察来看，新冠病毒一般的潜伏期是十四天，个别的病例可以达到二十四天左右，甚至更长。（4）疫情全球蔓延呈现指数增长模型。此次疫情呈现以流感的方式传播，具有指数增长特征，即感染人群的增长速率与它特定时点的感染人群数量成比例，增长量成倍增加。以美国为例，其疫情增长的曲线图，初期看来平缓，但突然急剧攀升， 几乎呈垂直状，属于典型疫情。（5）无症状感染者不是孤立和偶然现象。人体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体内的抗体可能只能维持两到三个月。尤其是无症状感染者，抗体维持时间会更短。（6）病毒感染和传染渠道广泛，防不胜防。（7）病毒适应季节和温度环境变化。（8）病毒横跨全球人类生存的不同区域，突破经纬度和海拔极限。（9）病毒全面损伤患者机体。人体的感染不仅局限于肺部，而且可以侵入心脏、血管、肾脏、消化道、神经系统，还包括大量不同组织的内皮细胞。新冠病毒不再是单纯的呼吸系统疾病，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广泛的血管疾病【10】。（10）具有复发的机理。新冠病毒实际上具备乙型肝炎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特性与功能，即使宿主通过治疗恢复了健康，病毒可能还会终身寄生在宿主体内。所以，WHO 提出：现在没有证据能证明感染新冠病毒后产生的抗体能保护人体免于第二次感染。（11）病患趋于年轻化。近期临床研究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平均年龄为55 岁，比初期感染者平均年龄 60 岁下降了5 岁。（12）新冠病毒可能和其他病毒迭加。（13）群体免疫幻觉。冠状病毒里有一个ADE（antibody-dependent enhancement）效应，群体免疫的抗体对变异后的病毒无法免疫。临床发现，西班牙新冠抗体阳性率仅5%【11】 。所以，难以寄希望于群体免疫。（14）研发疫苗和新药难度极高，研制周期具有不确定性。
在上述归纳的十四个特征中，最重要、也最存在争议的是如何认知新冠病毒的变异能力和后果。可以肯定的是，新冠病毒具有闪电般的自我复制能力和无与伦比的进化速度。在2020 年2 月12 日之前，病毒的进化树上最少就包含五十八个单倍型，可分为五组。病毒变异，意味着病毒繁衍出愈来愈多的亚型，甚至可能与其他病毒形成重组，突变演化出一些全新的超级病毒【12】。最近，根据《卫报》（The Guardian） 报导，在研究者提取的来自全世界5,000 多份样本中， 发现当今世界上已经流行着至少三种新冠病毒；有一种占了700 多份，另一种只占30 多份。也就是说，除了最大群体感染的那种，还检测出毒株结构不一样的其他种类的新冠病毒B 类和C 类【13】。自北京6 月11 日再次发现疫情之后，18 日，中国公布病毒基因组序列数据，表示这些样本带有D614G 突变，认为是欧洲D614G 毒株的分支。中外专家均认为D614G 突变让新冠病毒传染力增强【14】。芝加哥西北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发现：科学家上传的冠状病毒的相关基因组中，发生了多次突变。至少有四项实验室研究表明，变异使病毒更具传染性【15】。更 严重的是，某些患者可能同时被双重新冠变异病毒感染。3 月24 日，冰岛媒体《雷克雅未克秘闻》（The Reykjavík Grapevine）报导：冰岛国内一名新冠肺炎患者被检测出同时受两种新冠病毒感染的情况，其中第二种为原始新冠病毒的变体，这是冰岛第一次发现受双重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冰岛科学家已在国内发现四十个病毒变种【16】。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学 者指出新冠病毒在亚洲爆发疫情之前，很可能已经存在于全球不同地方，只是处于「休眠」状态，直到环境改变才开始传播 【17】。
新冠病毒具有闪电般的自我复制能力和无与伦比的进化速度。（数据图片）在人类与新冠病毒大约半年时间的「博弈」过程中，新冠病毒显示了前所未有的三个「智能」特征：不断改变其内部结构以适应其新宿主；疫情反弹能量强大；避开人体免疫系统的反击，具有超强传染性。通过显微镜拍摄到新冠病毒感染健康细胞的过程显示，受感染细胞长出名为「丝状伪足」的触手状刺突，在这种刺突中长满了新冠病毒颗粒。新冠病毒正是利用这些丝状伪足进入健康细胞，并注入病毒毒液以改变细胞内部机制。受感染细胞则变为「病毒复制机器」，继续生产新病毒的组成部分。对于这样的现象，专家不得不使用文学语言如「狡猾」、「诡异」和「邪恶」加以描绘。在近现代人类与病毒疫情的关系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强大的全能型纳米级对手【18】。
人类在与新冠病毒对抗中，寄希望于控制此病毒的特效疫苗。现在看来， 疫苗研制不仅面临病毒的复杂性，而且需要应对其变异能力，疫苗的研制周期不可避免延期。现在存在着疫苗研制速度和病毒演变速度的竞赛，而且无法排斥当前病毒样本发生更大程度的突变的可能性【19】。如果发生，人类何以面对？在这样的新冠病毒及其所造成的全球疫情下，评估对全球的影响，需要讨论生命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
生命成本方面，包括新冠病毒引发的检测、确诊、治疗和直接死亡成本。WHO 提出：截至北京时间7 月26 日21 时01 分，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624 万例，达到16,245,736 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4.9 万例，达到649,276 例。人类在同病毒长久的交战中，进化出愈来愈强的免疫系统，但是强大的免疫系统也会反噬人类自身。科学家已经证明，此次疫情引发了人类免疫系统的改变。新冠肺炎成为老年人的头号杀手，预期寿命将会降低，整体医疗支出大幅上升。社会成本方面，鉴于新冠肺炎感染数量的几何级数增长，以及死亡人数的不断扩大，为了确保医疗体系不致崩溃，世界各地都以停工、停产、停学、停试等「隔离」手段来抵挡病毒、遏制病毒入侵和扩散，并实行各种类型和各种时间尺度的隔离，从国家层面到城市、小区层面。一个流动的世界被割裂、被静止，包括学校、博物馆、餐饮和娱乐场所、体育空间，大面积和长时间被关闭。人类不得不接受「封国」、「封城」、「断航」与「蛰居」的现实， 大大改变以往通过聚集和直接交流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自然会影响传统的家庭模式。在广义的社会成本中，还需要充分估计社会心理成本。在美国，疫情背景下持续增加的社会管理成本（如骚乱）也需要加以考虑。经济成本方面，可以分为直接经济成本和间接经济成本。在直接经济成本方面，首当其冲的是第三产业的全面衰退，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断裂，国际贸易的大宗商品、能源和畜牧业全面萎缩，全球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居民收入下降，失业人数急剧增长，消费能力萎缩，全球平均生产力水平大幅度下降【20】。在疫情时代的新世界，投资与政策预计将沿循截然相反的核心逻辑，行业估值的逻辑完全改变。在间接经济成本方面，世界愈来愈多国家陷入公共医疗制度危机，不得不诉诸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加剧财政的脆弱化，最终侵蚀福利制度的根基。如果从比较宏观和中长期的尺度评估此次疫情的影响，因应疫情爆发， 世界各地的边界关闭，冲击欧洲的「无国界理念」，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现在又有一种「病毒关税」说法，颇有道理。根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测算，对于大部分贸易品而言，一天的延误就相当于加征超过1% 的关税。这如同施加了额外的「病毒关税」【21】。疫情对世界所形成的压力，构成所谓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已经开始动摇全球化的基石。
五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长期影响的思考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虽然经历过「9.11」恐怖主义和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却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尽管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但是因为科技进 步、互联网的发展、全球化的进展，加剧了人类的某种自负。最有代表性的是生态学家克鲁岑（Paul J. Crutzen）和斯托莫（Eugene F. Stoermer）在2000 年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全球地形和地球进化的地质力量【22】。但是，此次新冠病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扭转了人类中心主 义的思想惯性，逼迫人类承认现代化的脆弱性，甚至需要重新定义现代化。 以下提出八点具有长程意义的思考：
第一，正视人类对于新冠病毒的认知和对抗手段的有限性。在此次疫情开始的几个月里，即使资深的疾病专家也低估了这场疫情的严重性，以及演变成全球流行病的可能性。WHO 在推特（Twitter）上发表过「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新冠病毒人传人」的言论。之后的疫情发展证明，人类对于新冠病毒的专业知识和对抗手段相当有限，暴露了公共卫生资源的匮乏。以纳米作为尺度的病毒，几乎在人类构建的现代社会体系中通行无阻，导致人类付出数十万生命，数十万个家庭承受失去亲人的悲哀。现代科学与医学的发展速度，并不能跟上病毒发展与变异的速度。从新冠病毒的特性来看，人类在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可以预料，无论是否能研发出疫苗，新冠病毒及其变异后代所造成的疫情很可能常态化，永远不会消失。在短暂压制住病毒之后，很大机会将会卷土重来，且每一年都会如约而至（所谓的「后疫情时代」的提法或许是不成立的）。如果这样的假设成立，新冠病毒在2019 至2025 年区间所呈现的曲线将如下图所示（图3）：
数据源：参见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家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领导的研究团队论文，Stephen M. Kissler et al.,“Projecting the 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SARS-CoV-2 through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Science 368, no. 6493 (2020): 860-68。说明：图中“SARS-CoV-2”的定义来源于2020 年3 月2 日《自然— 微生物学》（Nature Microbiology）发表的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冠状病毒研究小组（ICVT-CSG）关于新冠病毒的命名声明。因新冠病毒与以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SARS-CoV）为原型的同种病毒具有遗传相似性，2 月 11 日，该病毒被ICVT-CSG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2」（SARS-CoV-2）。
第二，新冠病毒和其他病毒造成的疫情，将导致全球性医疗卫生资源短缺状态的长期化。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加上之前和未来有可能面对的新病毒所造成的疫情，以及病毒诱发的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以致形成多种病毒和疾病迭加，人类对医疗和健康领域的投入不得不持续加大，但仍然难以满足需要吸纳社会其他资源的「医疗黑洞」。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如何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问题，诚如论者所言：「做好长期与疫情共存的准备，抗疫与急重症和癌症患者诊疗之间，面临着一场『生命与生命』的竞争。」【23】
第三，所有政府需要在「救人命」和「救经济」之间寻求困难的平衡。此次疫情证明，为「救人命」所支付的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资源是非常巨大的。例如，在美国治愈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大约需要100 万美元以上【24】；在中国治疗一位危重症患者的费用是40 万元人民币，治疗重症患者的费用是20 万元人民币【25】。更为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隔离造成非直接的巨额经济成本， 直接消耗国家的经济能力。即使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维护健康和开发相关科技的成本已经不断提高，健康保护方面的支出，已经成为企业、纳税人以及患者沉重的负担，疫情的爆发和迅速蔓延更是「雪上加霜」。有的国家提出「集体免疫」，避免国民经济发生任何形式的「暂停」，其风险是整体生命损失成本失控。整个世界陷入了这样的境地：「我们造就的世界给疫情提供了温床，却没有做足对抗疫情的准备。」【26】 这样的情况必须改变。
第四，为了控制疫情，国家和政府的治理能力需要强化，公民权利无可避免被减弱。如果疫情长期化和常态化，导致救济情况恶化，失业人数增多， 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高涨，社会结构失衡，就需要政府诉诸财政手段和其他方式，救济社会贫困阶层，例如直接「发钱」和以其他方式补贴，形成疫情下国家竞争的新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所拥有的权力和资源得到充分展示，民众不得不依赖来自政府资源的帮助；需要一个能胜任的政府， 成为了全球性主流民意。问题是，与金融危机相比，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各国大幅增加财政支出，最终仍然是民众买单。
第五，疫情导致全球化和城市化的全方位挫折。因为全球化和城市化， 病毒可以通过国际航班在短短几个至十几个小时内跨越大洲和大洋，造成全球扩散。从全球看，此次病毒传播最主要的地方都是大都市。病毒可以在短短数天内，在空间狭窄、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和开放空间不足以支持人们保持社交距离的城市里感染成千上万人，造成无法承受的死亡规模。据英国广播公司（BBC）7 月7 日报导，WHO 终于承认，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悬浮在空气中的微小颗粒传播。在中国，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的传播，国家的花费成本以数千亿元人民币为单位。但是，疫情在农村爆发程度很低，尽管农村的抗疫能力最弱。所以，「大疫止于村野」，现在需要反思全球化、城市化和大都市化 【27】。
第六，从本质上说，此次疫情是一次生态灾难。人类长期破坏环境，导致森林面积减小，各种野生动物食物不足，迫使牠们从传统的森林生境中迁移到森林边缘附近的果园觅食，将各种致命的病毒带到人类社会。人类是自然环境的入侵者，病毒是人体基因的入侵者 【28】。以尼帕病毒为例，该病毒被 称为「大自然创造的生物武器」，导致高达50% 的死亡率。尼帕病毒最初的自然宿主是狐蝠。因为人类活动导致狐蝠居住的森林面积减少，迫使狐蝠从传统栖息地（森林）迁往森林边缘附近的人类果园。携带病毒的狐蝠啃咬过的或其粪便沾污过的果实掉落在地面被猪吃掉，导致猪被感染，病毒通过养殖场的猪进入人类社会。此外，现在全人类面临着「冰川病毒」的威胁。距今164 万年的第四纪冰川时期，地球的某些病毒被封冻在冰川里。中国的青藏高原附近的冰河中也发现了三十多种万年前的病毒，未知的病毒大约有二十多种。科学家在冻土中发现了一种大型病毒，已经有三万年的历史。经过研究发现， 这种病毒非常复杂，超过现在所有已发现的病毒。因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冰川病毒或细菌将会得以释放，传染给人类。2016 年，由于气温上升， 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冻土开始融化，导致炭疽杆菌的释放和传播。南极大陆的冰盖形成于约2,300 万年前，而现在的冰盖规模已达500 万年前的状态。今年南极气温达到20.75 摄氏度，直接突破了最高点，引发冰层融化，很可能唤醒万年的病毒或细菌 【29】。
第七，衡量现代病毒的危害程度，需要以人类是否还能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为尺度。在人类历史上，不乏几乎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疫情，但是疫情过后，人类还可以按照之前的方式生活与生产。此次疫情将是疫情历史的分水岭，不仅全球经济复苏的路径将更为曲折难测，而且世界各国民众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全球经济也再难按照原来的方式运行。例如，口罩正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保持六英尺（约1.8 米）距离正成为新的本能【30】。人类需要整体性的自知之明，如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所说：「人类改进命运的同时，也就加大了自己面对疾病的软弱性。⋯⋯ 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的力量是有局限的，⋯⋯ 应当牢记，我们越是取得胜利，越是把传染病赶到人类经验的边缘，就越是为灾难性的传染病扫清了道路。我们永远难以逃脱生态系统的局限。」【31】
第八，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现代社会的不平等，集中表现在：（1）社会阶层不平等。在此次疫情中，付出生命成本最大的群体来自生活质量和医疗条件较差的社会阶层。（2）产业部门不平等。一方面，疫情导致所谓「无接触」产业的崛起，例如在线娱乐、在线教育、在线办公、远程医疗。基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医疗和制药产业获得新的成长机会；另一方面，此次疫情对传统服务业和低技能产业打击严重，导致这些产业的从业者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和失去工作。其中，女性在服务业就业密度较高，相信会付出更多代价。（3）国家之间不平等。此次疫情对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伤害程度，以及近中期后果，差别很大。
在地球上，病毒很可能是人类所发现的消耗最低能量、不直接产生熵值， 却能有效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纳米级生命物质。在二十世纪60、70 年代，世界工业化正处于黄金时期，物质财富空前涌现，人类狂妄自大，产生了「拥有无限能力的幻觉」（the illusion of unlimited powers）【32】。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断言，世界的生产问题已经解决，人类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在这个时刻，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 F. Schumacher）以超越时代的理性和观察，在1973 年出版了《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一书。该书堪称二十世纪的经济学经典，探讨了资本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对人类社会的终极性伤害。但遗憾的是，病毒与当代人类的关系，没有纳入舒马赫的视野。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需要引入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重新构建其微观和宏观架构。舒马赫说：「我们或可预期经济学必须从人类的研究中衍生出其目的和目标，并且必须从对大自然的研究中，衍生出大部分的方法论。」【33】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达半年之久，仍旧没有看到全面衰减的拐点。不仅如 此，在今年冬天流感季节，发生第二波疫情的忧虑也已经出现【34】。如果发生第二波疫情，其破坏性很难预测，世界各国是否有能力承受更大的社会成本？所以，从现在开始，人类需要依赖智慧与科学，重新审视健康与生命的价值，尽快形成与纳米级病毒共处的社会体制和生活方式。
